浅谈古代的北漂一族

北漂,现代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非北京户口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他们初期往往飘忽不定，独在异乡为异客，为早日在北京立足而奋斗，故称北漂。

而在古代，相似的群体常常可以扩展为“京漂”。现代北漂生活之艰辛自无需赘言，但在古代，“京漂”似乎牛人辈出，生活惬意。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一、古代北漂的范围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京城，自古是有志者求功名的好去处，历朝历代的京城正是因此吸引了无数北漂。所不同的是，现代生活拮据艰辛的北漂是“打工人”，困窘于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但在古代，能够成为“北漂”的人经济上往往不致太过拮据，其中的一部分更是精神富翁。

在先秦，诸子百家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往来于各国京城之间，成为最早的北漂群体。与便捷的现代社会不同，春秋战国时期，要想成为北漂，不仅需要梦想，还需要足够的盘缠、充分的应对风险能力，鉴于路途的遥远和乱世治安水平的下降，也需要各种工具、装备和护卫的人手。——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同时，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考虑，古代王朝对人口的流动限制颇多，即使时在乱世，各个分裂割据势力也不会放任势力范围内人力资源的随意流动，因此，诸子百家及其弟子想要突破社会管理方面的限制去往京城，理论上需要付出充分的代价。当然，在先秦那样的人治社会，特权阶层是更为自由的。

这又说明在先秦乃至整个古代，想要成为北漂首先需要自身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种宽泛的社会地位，在先秦是“士”阶层和其他贵族，在后世扩大为“读书人”及贵族群体。——其中贵族或身在京城，或有自己的封地，不在北漂之属。

这里既然提到读书人，则按照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毫无疑问，成功的读书人北漂可以凭借朝廷的选官——主要是科举——而成为官员，这正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在古代，为数众多的官员常年“漂”在京城，这里姑且不表。

当然，可以在广大区域漂泊不定的还有商人，他们成为“北漂”是职业的要求，也是商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自然，理论上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大体都是重农抑商的，但商人之中或有能够在京城手头宽裕生活惬意的，正是倚仗金钱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因此，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结论，即，古代的北漂群体同样为名为利而来。而在古代对人口流动的严厉限制下，能够成为北漂的人要么是士人，要么是商人，要么有特权，要么有财富。总之，有能力在古代北漂的本来就不是普通人，这样的群体自然容易出牛人。

二、古代北漂的生活

古代北漂的生活窃以为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衣食住行的普通生活，其二是为居于京城而做的努力，或者可称为短期的“工作”。

先秦时期的“京漂”往往借住在旁人家中，以孔子为例，孔子“京漂”的第一站是到卫国,寄住在学生子路的大舅子家;从卫国去陈国,个把月后再返回卫国,又“主蘧伯玉家”;到陈国,则“主于司城贞子家”。

除此之外，鉴于先秦诸子京漂的最大目的是游说各国国君，他们往往要努力争取与国君等贵族见面相处的机会，如孟子见梁惠王，孔子见南子。见过之后，或其学说被国君采用，则自然拜为上卿，京漂的一切物质生活都不再成为问题；或学说不为国君采用，则要奔赴下一个国都。

但是，在当时士阶级兴起，众多国君既需要人才也需要贤名，因此，即便为千金买马骨故，也多半会礼待诸子，在诸子居于国都的时间内提供较好的待遇。

在当时，齐国国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可谓北漂聚集地，一时间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临淄彼时经济水平高，甚至有“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的描述。

既然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临淄的文化氛围也很好，文物鼎盛而有稷下学宫。此地兼听百家，不仅是潜心学术的好去处，更有许多机会可以与肉食者接触，在稷下的经历甚至能够为其他京漂增彩，以使他们更容易达成自己的志向，闻达于诸侯，扬名于天下。

唐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唐代统一天下，天下一君，中原士子丧失了良禽择木而栖的余地，各地京漂汇聚于长安。第二，社会环境改变，科举制出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固然不可能再在京师见到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士子三五成群曲水流觞，相互拜谒吟诗作赋，仍可成为另一种盛景。

科举制建立之后，按照程序，金榜题名的最后地点发生在京城。后世戏文常有读书人进京赶考之语，而进京的这些京漂在考试前或落榜后，往往需要流连京城许多年。在科举制度初期，唐代的科考还不完善，士子要榜上有名，除了才华更需要达官贵人的引荐或声闻天下的名声。

如唐代诗人朱庆馀写诗给一位官员，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很明显，这是以新妇自况，探听上官的意旨。诗仙李白也曾向韩荆州自夸“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

一般来说，这种诗都是唐代诗人在京漂期间拜会朝中权贵而献出，称为行卷。这种向权贵西献诗的方式在宋代科举制度越发完善以后就逐渐消失了，但不变的是士人要解决他们在京城的生活问题。

前面提到，能够去北漂的人至少薄有家资，生存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京城的物价和京城的人际关系之类势必无法与士人的家乡相比。再者，宋代统治基础进一步扩大，寒门出贵子的几率直线上升，相应的，他们在京城的压力比原来的京漂更大。

而科举出现之后，鉴于从地方到中央一次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消耗大，同时落榜的学子更有潜心读书的需求，因此相当一部分并不宽裕的人不得不继续北漂等待三年。这就是说唐代科举出现之后北漂的人群增多，而他们平均的经济压力增大，因此，也有北漂选择了暂时做私塾先生或抄书等方式谋食。

这些北漂同样倾向于聚居，唐代，终南山上常有文人雅集，称为隐居，宋代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封之外，洛阳也备受青睐，他们热衷于创办诗社，相互交流。当然，对于北漂群体来讲，京城的房价自古是心中的痛。

如果说先秦诸子求助于友人或诸侯贵族的支持，唐代士子倾向于“南山归敝庐”，则北宋汴京城进步的地方可能是可以选择租赁。《朱子语类》提到，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尽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既然京官都要长期租房子住，京漂又有何不可？当然，可以推知京漂们租住的房子条件不会太好，大致和现代租地下室相似。

三、古代“北漂”群体中的牛人

介绍北漂群体中的牛人之前，不免还要啰嗦几句。前面已经知道，北漂的经济条件尚可，其主体是来京城求功名的读书人，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京城大放光彩甚至来京城之前已经闻名天下的一定不少。而书写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作为预备官员队伍的一员，读书人长期掌握着表达的权力，在古代，读书人这一群体出名相对更容易。

这些已经为古代北漂群体出现牛人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但牛人的光芒既不会为困厄所穷，更不会为盛名所累，打铁还需自身硬，外部条件只是锦上添花，牛人之所以是牛人本就在于他自己。

自古，北漂群体就涌现出许多牛人。孔丘，字仲尼，著名京漂。常年辗转各国之间，推销学术思想，曾被姑布子卿评价为丧家之犬，最终归国，成就万世师表。

李白和杜甫都曾是京漂。诗仙李白自不必说，他受困于身份，不得以正途入仕，只能辗转给各位达官贵人献诗。两度进京，最终打动贺知章，金龟换酒相谈甚欢，被举荐给玄宗，成为御用文人，因郁郁不得志，最终玄宗赐金放还，以全君臣之义，而李白从此效仿孟夫子，悠游山水之间，可谓史家不幸诗家幸。

而杜甫“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实在是时运不济，天宝十载刚刚被授予官职，不久就不得不面临安史之乱。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常有沉郁顿挫，悲天悯人之作，后世誉为诗圣，与李白齐名。至于白居易初做北漂，被前辈顾况调侃“居大不易”，后来改观的事自不必提了。

宋代，苏老泉父子三人同为京漂，受高官赏识，开始读书入仕。以苏轼的话说，他与苏辙便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三苏的名头响彻古今，但论北漂的经验，还是不如奉旨填词柳三变。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柳永进京赶考，因为“属辞浮糜”当禁，初试落第；仁宗年间又考，却因为一时大意，只能“奉旨填词”。这里记载更为细致的是《能改斋漫录》：仁宗留意儒雅，而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皇帝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后今年不能上榜。

最终改名换姓参加科考，白发苍苍，也不过成为“柳屯田”。当然，京漂期间柳永的经历不仅与众不同，堪称一骑绝尘，在家族甚至都对他失望不再供养之后，他赢得青楼薄幸名，在井水边同样自在，得到了庙堂之上难以取得的赞誉。

四、小结

总之，由于特殊的条件限制，历朝历代的北漂群体中层出不穷地涌现出许多“牛人”，他们流连于京师，追求名利，致力于个人志向的达成，有些顺利成为官员，从此远离故乡，长久地客居京城，只有年迈才有可能告老还乡，更多的也许从此无法生还；另一些没有成为官员的也在其他领域赢得了自己的名声，做出一定的成绩。

总之，这些北漂的读书人最终找到了自己在京城、社会乃至历史上的位置，成为现在我们津津乐道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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